王树国：福耀科大不想培养一批“乖孩子”|在情趣店上班被爆cao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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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霍思伊 曹然 实习生：刘孜妍

　　发于2025.9.15总第120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王树国是典型的“高精力人士”。2025年，首次招生的福耀科技大学(以下简称“福耀科大”)取得了“开门红”，虽然仅在5省招收50名本科生，但每个省份的投档分数线均超过610分。

　　为了回报考生们的支持，8月底，福耀科大校长王树国来到了多所生源所在中学走访。他的行程密集，但即使在短短一小时的午休间隙，他也认真听了一场诺奖得主关于教育理念的线上讲座。

　　加入福耀科大一年多以来，他时刻有一种重新创业的激动与亢奋。“以前总有各种约束，现在突然可以放开手脚，去做那些曾经想做却做不了的改革。这种将理想变为现实的体验，对我充满诱惑。”王树国说。

　　2025年9月7日，首批福耀科大新生正式报到。近期，王树国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我不相信中国只有一个梁文锋”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福耀科大今年的录取结果？今年首次招生的三所新型研究型大学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有分析认为，这是因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开设了很多“新工科”热门专业，对有就业焦虑的考生与家长产生了很强吸引力。对此，你如何看？

　　王树国：今年总的招生结果基本符合我的预期，但也有出乎预料的情况。比如，河南有位考生分数达到683分，却选择了福耀科大。包括这位考生在内，今年我们在各省录取的分数最高的学生，都没有出现在招生专家组原本关注的名单中。这一情况对我的触动很大，让我深刻感受到了社会的变化。

　　这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一个新的时代趋势。我们都知道，正在发生的这轮新技术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可能颠覆未来的一场革命。我判断，新技术革命留给我们的窗口期不会太长，也就是10—20年，2035年前后，如果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没有跟上技术迭代的步伐，中国就可能错过这一轮发展机遇期。

　　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运而生，其使命就是通过重构整个知识体系，在多学科交叉融合基础之上，培养出能走在这场变革前面的新型人才。我认为，不少考生家长看到了这样的大势，所以选择“押注”新型研究型大学。

　　至于就业，只是一种表象。新型研究型大学之所以满足了考生家长对就业的关切，根本在于其人才培养方针符合未来产业发展的需要。我希望，当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学生毕业走入社会，不仅能适应时代变革，而且要成为引领者。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说过，希望福耀科大培养的学生是“拓荒者”，为何这么说？“拓荒者”应具有哪些能力与特质？

　　王树国：在我眼中，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学生不仅是学习者，还要和他们的老师一起，成为新赛道的开拓者。

　　成为“拓荒者”的关键在于两点，首先要有创新思维。实际上，创新人才培养，训练的就是思维方式。我认识一位在国内大学上课很受欢迎的数学老师，他到国外讲课时，按照原本的“套路”传授解题步骤，最后推导出结论，却被国外大学的指导老师批评毁掉了学生的创新思维。

　　我们教育工作者应当反思，真正的教育是教给学生开放性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我最怕的就是学生为了准备高考，高中刷了三年题，把创新思维给“刷”没了。未来如果有更大的政策空间，福耀科大还是希望能采取多元录取的方式，结合学生的创新潜质和兴趣倾向，实现更精准的人才选拔。

　　其次，要想真正“拓荒”，学生还要有经受挫折的能力，甚至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毅力与魄力。新问题一定是没有现成答案的，需要去闯、去大胆试错。福耀科大不想培养出又一批“乖孩子”。实际上，这场新技术革命特别适合年轻人。我不相信中国只有一个梁文锋，只是过去受到传统教育体制的束缚，没有更多的梁文锋被发掘出来。

　　“命运应由自己把握”

　　《中国新闻周刊》：福耀科大的人才培养模式有何特点？如何培养出你所说的创新型人才？

　　王树国：我们允许学生拥有完全自由的专业选择权。首届学生虽然都以智能制造工程专业的名义录取进来，但学校目前已获批的专业共有4个，分别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制造工程、车辆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本科生入校后先进行通识教育，大二下学期开始进行专业选择。如果觉得所选专业不适合，学生可以随时调整。

　　进一步说，在福耀科大，其实没有所谓“转专业”一说。只要学生完成了某个专业最低36学分的核心课程要求，就可以获得该专业的学位。所有专业的课程都对全体学生开放，通过对课表的自主调整，学生可以自由“加入”或“退出”不同的专业，如果有足够精力修完“两个36学分”，则可以获得双学位证书。

　　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就是因材施教。我研究过很多学生的成长案例，发现孩子的成长总有一个“不稳定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兴趣与特长还处于探索期，此时，学校应更加宽容。

　　这也是在锻炼与塑造学生的选择能力。从高中到大学，中国学生普遍缺少自主做选择的机会和训练，很多传统大学仍呈现高中化的特点，把一切都替学生安排好。而进入社会后，所有的选择都要孩子自己去完成，且连试错的机会都没有。允许多次选专业，就是“推着”学生在一次又一次选择中真正意识到：不能再依赖别人，我的命运应由自己把握。

　　老师的引导也很关键。我们还为每位学生配备了四位导师：生涯导师、学业导师、科研导师与企业导师，在不同阶段介入对学生的指导，这也对老师的责任心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新闻周刊》：完全开放自由选专业的权限，是否会出现专业冷热不均的现象？这还可能涉及不同专业间师资调整等问题，如何解决？

　　王树国：冷热不均是必然的。但这里就体现出新型研究型大学“小而精”的优势，很多传统大学不是不想给学生提供自由选择权，但这些学校的一届本科生就有上千人，当大量学生涌向同一个专业后，资源保障难以跟上。这也是我过去担任大学校长时的一个长期遗憾：面对规模庞大的学生群体，很难真正做到精益求精地培养创新人才。

　　为什么福耀科大计划每届招生规模不超过250人，并强调师生比要控制在1:5以下？就是因为“小而精”的规模下，即使发生了最极端的情况，也不会突破学校的资源极限。

　　“该释放能量时一定让他释放”

　　《中国新闻周刊》：福耀科大为何决定采取“本硕博贯通”的培养模式？学校是否有设计多元的出口机制？

　　王树国：围绕本硕博贯通培养，学校内部曾进行了数个月的反复讨论。我们专门研究了人才的成长规律，发现25—35岁是人的第一个“创新黄金期”，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在这一阶段实现了颠覆性的研究突破。但我国学制过长，按照本科4年+硕士3年+博士4—6年计算，学生可能31岁仍未完成学业，这时，多数人已焦虑万分，只想赶紧毕业求职，失去了创新的欲望。

　　福耀科大采取“本硕博贯通”的培养模式，就是为了把学习连续性的通道打开，让学生在没有焦虑和思想负担的情况下，在创新能力最旺盛的青年阶段，尽最大可能地释放潜力。我认为，人在该释放能量时一定要让他释放，过量“充电”只会导致饱和，甚至爆炸。而且，在科研实践中遇到了挑战，再去主动学习，比被动学习更重要。

　　当然，贯通培养并不意味着福耀科大的每名学生都必须读到博士。我们允许“中途下车”，学校会按其实际学习层次授予相应学位。如果学生展现出其他才能，比如对市场的兴趣，学校也会通过企业导师或其他跨专业课程，引导其转向更适合的赛道。

　　《中国新闻周刊》：这一理念的初衷很好。但具体落地后，是否可能异化成人和政策之间的博弈，就像同样以贯通式培养为特点的“强基计划”，有些学生只是为了“优先进名校”。福耀科大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王树国：“强基计划”走偏的现象在现实中确实存在，而且，那些出于功利因素选择基础学科的学生中，有一些在直升的保障下会出现学习动力下降。但对教育工作者而言，这是一个两难抉择。如果为了解决“躺平”问题而引入严苛的淘汰机制，可能导致学生之间为争取有限名额而展开恶性竞争，这严重背离了人才培养的初衷。

　　为了降低这种风险，我们设计贯通培养模式时，不设名额限制。即使考虑到会有学生中途转出，学校还是按照“100%直升”的上限来配置资源。因此，新型研究型大学这种“小而精”的模式，有时要过度配置资源。

　　但与此同时，我们虽不进行末位淘汰，过程性考核却会非常严格。福耀科大对学生的评价不以期中、期末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更多关注学生日常的学习态度，包括上课讨论时的发言参与度、对知识的理解程度等。而且，由于学生人数少，导师更是全程跟随，对学生足够熟悉，从而对学生的兴趣、创新思维、科研能力与科研欲望等，能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综合评估。

　　《中国新闻周刊》：福耀科大刚刚成立，目前还没有获批硕士点和博士点，未来，只能通过联合培养的方式去实现贯通培养吗？

　　王树国：福耀科大暂时只能通过和国外大学联合培养的方式来实现贯通。以首届学生为例，我们实行“3+1”制度，学生前三年在福耀科大学习，最后一年在米兰理工大学培养。我们已经和米兰理工大学签署了联合培养协议，双方共同开发课程体系，并实现学分互认。

　　我们也在与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的高校讨论合作，未来计划构建一个以亚洲高校为主的教育合作圈，形成圈内资源共享。预计明年招生时，合作院校就会拓展至七八家。等到福耀科大有了自己的硕博点后，也会允许学生继续留在本校学习。当然，出国学习可以开阔眼界，学校也会设置一个爱心助学基金，用于对困难学生进行留学等方面的资助。

　　“市场的评价是最公正的”

　　《中国新闻周刊》：福耀科大的长期学科布局有怎样的考量？与其他新型研究型大学相比，福耀科大如何实现差异化发展？

　　王树国：福耀科大对自己的定位是——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前端的新型研究型大学。

　　福耀科大首批设立的六个专业学院，即计算与人工智能学院、智造与未来技术学院、运载与智慧交通学院、新材料与新能源学院、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以及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正是与信息、制造、空间、海洋、能源、生命等战略方向相对应，也基本覆盖了面向2035年的新产业形态，比如未来机器人、脑机接口等。

　　因此，与其他几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相比，我们的发展路径可能更“不偏科”。既然要在“一张白纸上画图”，我希望在一开始就将学科的交叉融合做得更体系化。我们的每个学院都涵盖多个学科方向，学院之间也是交叉融合的，目前已建设了很多跨学院的实验室。这种强交叉性，使学生具有一种更柔性的知识架构，拥有更强的系统思维，能跳出现有学科的框架和范式去看问题，这也是成为新赛道引领者的重要前提。

　　实际上，人类知识体系不断重构的当下，旧的院系架构已无法满足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趋势。在这样特殊的过渡时期，福耀科大作为大学新形态的探索者，只是暂时先构建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学科框架，保留了学院这一层级，但取消了系的设置，同时推动基于项目牵引的人才培养模式，尽可能给师生留出探索空间。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很多高校都在推动学科交叉，但传统大学由于难以打破“以院系为主导”的利益格局，交叉面临较大阻力。福耀科大如何通过内部评价体系的创新，推动交叉的真正落地？

　　王树国：福耀科大实行“业绩考核”。不以论文数量、项目经费等传统的量化方式作为教师的评价指标，而是看重成果的创新性、前沿性和影响力，尤其是能否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新产业形态起到开拓性的作用。我认为，大学研究的真正价值，最终要体现为对社会进步所做出的贡献。我们希望科研成果最好能转化落地，这里的潜台词是，市场的评价是最公正的。

　　这种评价体系导向下，各学院的老师一定会主动交叉，否则根本无法拿出真正有影响力的成果。与此相匹配的另一项制度设计，是以学院为单位的“基于绩效与贡献”的资源分配机制。

　　过去在传统大学里，老师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卷”课题和项目经费，“故事讲得越好”，就能获得越多资源。这样的制度设计是有问题的。在福耀科大，学校是根据学院一年内的实际业绩来配置次年资源，这样一调整，整个导向就立刻变了。一方面，学院为了获得更多资源，一定会大力支持老师融合交叉，进行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另一方面，也能减少资源浪费。

　　改革不能走“回头路”

　　《中国新闻周刊》：福耀科大是一所由企业家发起的民办公助大学，学校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创新，是否也有一些来自福耀集团及其创始人曹德旺的“企业基因”？

　　王树国：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作为第一代企业家，凭借其人脉网络以及在企业界深厚的影响力，为福耀科大带来了丰富的企业资源，这是企业家办大学的独特优势。和他交流，我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过去在大学里推动的产学研合作，很多时候仍停留在比较“虚”的层面，比如与企业共建一个联合实验室或研发中心，有些企业只是象征性投钱，学校“随便”出些成果，双方都能“交账”。

　　但曹德旺主张，产教融合必须“真刀真枪地干”。于是，我们在产教融合方面做了进一步深化，不仅与企业共建研发中心，更是结成“命运共同体”。这意味着，企业不只是将我们视为解决其产业技术难题的研发力量，而是决定与我们共同开辟一条新的产业赛道。

　　例如，随着汽车智能化程度的快速提升，传统制造业出身的福耀集团正在研发嵌有芯片的汽车玻璃，希望实现汽车玻璃的多功能智能显示。我们双方正在谋划共同成立一家公司，以合作探索这条新赛道。

　　这样的产教融合模式不像传统的“企业出题、高校答题”那么简单，高校在其中要贯穿从研发、转化、产品落地到市场推广的全过程。项目的所有进展都设有明确的时间节点，大学老师完全处于实战状态。股权构成上，则主要以学院入股，学院内部再根据具体教师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只有这样，校企才能真正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

　　我认为，大学的“围墙”总有一天要消失。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深入，未来，全世界的大学都会越来越关注企业的需求，理工类大学尤其会更快走向这一形态。

　　《中国新闻周刊》：与纯粹的公办大学不同，民办公助大学普遍面临经费可持续性的挑战。未来，福耀科大怎样建立起成熟的多元化社会筹资机制？

　　王树国：目前，学校主要的经费来源是基金会、地方政府拨款、社会捐赠以及校企合作项目收入等，短期内不用为资金发愁。但从长远来看，完全依赖社会与企业捐赠，并非长久之计，我希望能建立起学校自身的造血机制。

　　这就是为何我一直强调要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如果这条路能走通，学校就可以获得更多可持续性的社会资源。此外，我们还计划在未来扩大国际学生的招生规模，并参照国外高校标准收取学费，这也是一项收入来源，也能进一步扩展中国在全球教育体系中的影响力。

　　《中国新闻周刊》：最后，来谈谈来自外部的挑战。目前，在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版图中，新型研究型大学仍是一支相对弱小的新兴力量，不可避免地受到既有评价体系与环境的影响。外部“指挥棒”不变的情况下，新型研究型大学如何进一步改革与突围？

　　王树国：相对于主要依赖财政拨款的公立大学，福耀科大这类民办公助大学面临的外部压力会相对小一些，有更大的自主空间与体制上的灵活性。但与此同时，我最担心的是，外部“指挥棒”不变的前提下，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新型研究型大学因无法承压，而逐渐回到传统大学的老路上去。我希望新型研究型大学能用实践走出一个让社会认可的新赛道，不要走回头路。

　　至少在现阶段，我希望国家在政策层面能给予新型研究型大学更大的改革空间，在硕博点申报、专业设置、招生等方面为我们开放一条“新的通道”。新型研究型大学就像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一样，一切要“摸着石头过河”，但“过河”也要制度上的合法性支撑。

　　我建议，有关部门对新型研究型大学进行考核评估时，可以更多关注来自社会与市场的评价，尤其对人才培养的评价上，企业等用人单位的声音至关重要。此外，要突出“真正有影响力的成果”导向，看看科研成果是否真的解决了企业的重大问题；大学整体的投入产出比和资金使用效率，也是重要的约束性指标。新型研究型大学不是要消灭旧有的评价体系，而是让更有价值的部分从僵化的体系中脱颖而出，通过我们的探索，让中国高等教育的生态系统焕发新的活力与生机。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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