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面之下，打造中国下一个粮仓|特级毛片爽WWW免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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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杨智杰

　　发于2025.9.1总第120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七八月份，烟台长岛迎来旅游高峰，每天三四十趟轮船，从蓬莱出发，45分钟便能上岛。赶上晴天，游客还能乘船前往北端南隍城岛的断崖，看一场绝美日落。南隍城岛以盛产顶级海参、鲍鱼和海胆闻名，但很少人知道，在小岛东侧70多公里的渤海湾深处，全年有8个月水温低于15℃，是中国最适宜养殖海水虹鳟的海域之一。

　　8座大型钢结构智能深水网箱分布在这片海域，其中4座专养海水虹鳟。7月15日，历时一个多月的集中捕捞进入尾声，最后一批海水虹鳟正在通过吸鱼泵输送至活鱼运输船，半小时就能抵达北隍城岛的加工厂。几个小时后，这批冰鲜三文鱼将经蓬莱转运至全国，送进超市与餐厅。

　　近两年，无论学界还是企业，关注的焦点转向更现实的问题——深远海养殖能不能真正盈利。谁能率先跑通模式、降低成本、打通市场，或许会重塑未来中国人的餐桌。

　　作为海洋经济的重要支柱，海洋渔业正在经历一场从近岸浅海向深远海挺进的结构性变革。近年来，从北到南，越来越多的沿海城市正以不同路径投入“深蓝试验”中。

　　走向深远海

　　董双林是国内最了解海水三文鱼养殖的专家之一。他是中国海洋大学原副校长，13年前，他提出设想：能不能在黄海养三文鱼？

　　当时，这是一个颇为激进的想法。大西洋鲑和虹鳟都属于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水温极其敏感，最适合在15至18摄氏度的水中成长，超过20度生长会减缓，超过22度便会大规模死亡。全球三文鱼主产区集中在挪威、智利等地，中国夏季海水水温偏高，难以满足三文鱼的养殖条件，长期以来主要依赖进口，或在东北、青海、新疆等地进行淡水养殖。

　　日照东侧100多海里外，夏季有一处黄海冷水团，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水温常年在4.6—9.3摄氏度。董双林认为，这里可能是中国海水三文鱼养殖的突破口。

　　过去七十年，中国海水养殖经历了“鱼、虾、贝、藻、参”五轮产业浪潮，但都集中在近海。深远海风浪大，充满未知与风险，缺乏可用设备。

　　但装备升级带来了转机。2018年，受挪威启发设计的桁架型深水网箱“深蓝1号”在黄海投入使用，面积约为两个足球场大小，养殖水体超过5万立方米，可承受台风冲击。

　　2021年和2022年，连续两年有十余万尾大西洋鲑被成功捕捞、加工并上市，中国首次在全球温暖海域实现三文鱼规模化海水养殖。2024年，更大规模的“深蓝2号”也开始投入使用。近年来，董双林又开始研发新的养殖模式，以实现在离岸更近的海域，低成本养殖三文鱼。

　　同样在山东半岛，烟台经海海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海”)将目光投向了渤海湾。自2021年起，经海在南隍城岛东侧的海域先后投放了8个大型智能深水网箱，每个网箱的养殖水体为9.4万立方米——相当于30到40个装满水的标准游泳池。每个网箱只需三四个人常驻，天气晴朗时，可以眺望到远处其他网箱的影子。截至7月中旬，已有1500吨成鱼出水。

　　海水养殖从近岸向深远海拓展是一种必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优质蛋白需求会不断增长。但优质蛋白主要来源于传统畜牧业，增长空间并不大；传统畜牧业占地大、耗粮多。相比之下，水产业特别是水产养殖能够增加食物总量，缓解主粮和畜禽产品供给压力。

　　董双林指出，中国耕地和淡水资源有限，如果扩大淡水养殖池塘面积，会占用耕地资源，并耗费大量的淡水资源，并不可行。近岸养殖也早已饱和，并已经引发一系列的生态问题。

　　以长岛为例，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长岛因大规模养殖海参、鲍鱼、扇贝等高价值海珍品，导致水质恶化、物种衰退。2010年之后，一些养殖海带等水产品的废水直排入海，海藻、鱼类受到重创。2019年，作为国家海洋生态文明试验区，长岛开始对一公里内的近岸养殖全面退养。

　　这一问题并非北方独有。广东一位从业十多年的养殖从业者坦言，高密度养殖带来病害频发。2018年以来，全国近海养殖开始大规模清退转型。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

　　今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其中一个重要途径便是，促进渔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发展深远海养殖，建设海上牧场。

　　中国深远海养殖整体仍处于试验阶段，一位长期从业者形容，“现在还处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阶段，看谁能先跑通一条路”。

　　养什么鱼种

　　选择养什么，是发展海上牧场的第一道关口，也决定了深远海养殖是否能跑通、跑远。

　　在全球三文鱼产业中，挪威是标杆，大西洋鲑占其海产品出口总值七成以上。

　　相比之下，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横跨南北方，海水鱼养殖种类多而散，规模普遍偏小。全国沿海养殖鱼类超100种，但2024年的数据显示，海水鱼总产量为216万吨，仅为淡水鱼产量的8%左右。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海水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松林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国内主要养殖海水鱼的种类有11种，卵形鲳鲹、大黄鱼、海鲈、石斑鱼排名前四，年产量均超过20万吨。

　　南北方在品种选择上也存在差异。南方地区从近海走向深远海，鱼种不是最大难题，金鲳鱼、军曹鱼、石斑鱼等热带鱼类，适应性强，生长周期短，市场接受度高。更重要的是，过去十几年间，华南地区已形成较为成熟的近海养殖产业链，从苗种、饵料、药品到销售渠道一应俱全，向深远海转移更像是原有产业链的延伸。

　　但在北方，近海养殖过去以扇贝、海参等贝类或海珍品为主，鱼类品种选择尚未形成共识。在这一背景下，选择大规模养殖海水虹鳟，经海进行了慎重的考虑。经海营销总监李超解释，团队一直在测算不同鱼种的投入产出比。相较于其他鱼种，海水虹鳟一年内体重可翻倍，附加值更高。

　　更关键的是市场需求。虹鳟属于鲑鳟类，能做生食，深海养成的虹鳟口感及脂肪比不输于进口三文鱼。2024年三文鱼产销大会数据显示，全球年产三文鱼超400万吨，中国本土产量仅4万多吨，消费量却达12万吨，远未满足需求。

　　2023年，经海首次在深水网箱中投放36万尾虹鳟苗，7个月后，成活率超过95%，收鱼产量达600吨。初战告捷，2024年经海扩大养殖规模，投放超过40万尾中大规格虹鳟，使用了4个深水网箱养殖。

　　李超强调，他们对标的产品不是国内淡水虹鳟，而是进口大西洋鲑：“我们现在的价格比大西洋鲑低约30%，但口感不差，甚至更适合国人口味。”

　　上半年，经海在南隍城岛的养殖基地获得了全球水产养殖联盟的认证，成为中国首个BAP认证的海水虹鳟养殖基地。

　　不同于挪威先打造了大西洋鲑的产业链，再从近岸走向深远海，中国海水虹鳟则是一个反向，先投入了昂贵的装置，再回头来在产业链搭建上进行补课。

　　实际上，国内深远海养殖的鲑鳟鱼类的鱼种，仍是“卡脖子”难题，主要依赖于进口挪威和美国。近年来，经海渔业、日照万泽丰等企业都与相关科研院所等合作，攻关鲑鳟鱼类良种、鱼类营养饲料、鱼类疾病防治等研发工作。但这仍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和积累的过程。

　　让企业“拎包入住”

　　在长岛，陆域面积仅61.16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超过3000平方公里。但并非所有海域都适合进行深远海养殖，近海养殖饱和，作为重点生态功能区，长岛如何向深远海发展？

　　2023年底，长岛获批设立全国首个“蓝色粮仓”海洋经济开发区(简称“海经区”)。这是中国第一个主体空间、主导产业、管理权限都在海上的开发区。

　　近一年多来，长岛海洋经济促进局党组成员唐君玮在招商引资时发现，意向投资企业问到最多的问题是：“这片海域可以干什么？”他们希望了解这块海域资源的价值。

　　“我们想打造一片‘标准海’。”7月29日，唐君玮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近期他们的工作重心是围绕“标准海”，牵头多家科研院所，对核心海域进行本底调查。

　　唐君玮解释，借鉴传统开发区的“标准地”概念，政府提前完成区域评估、基础设施建设和行政审批，让企业“拎包入住、拿海即养”。甚至同一片海域不同深度，也可以划分不同的功能，上层养鱼，下层养殖鲍鱼。

　　但海域的复杂性远高于陆地。水深、地形、水流、水温、溶解氧等参数，都影响着海域的环境承载力，也意味着适养物种和养殖模式的差异。截至目前，海经区已完成11万亩核心区、5万亩国家管辖海域的水文、生物、气候等系统摸底。

　　目前长岛已有14个省级及以上的海洋牧场示范区，其中7处是国家级示范区。唐君玮指出，长岛成立海经区，折射出海上牧场的升级——过去，海洋牧场示范区多以企业为主体，打造单体项目，但目前，海上牧场正朝着规模化、集团化方向发展，需要政府部门做更多基础工作，降低企业入局门槛，提高海洋资源的利用效率。

　　实际上，这一做法并不仅限于山东。在广东珠海、阳江、湛江、汕头、汕尾等沿海城市，是通过成立地方国企，作为现代化海洋牧场一级开发平台，收储海洋牧场用海，整合产业生产要素，开发为“标准海”。阳江推行“标准地”“带方案”出让模式，让养殖企业“拿地即开工”，可以“拎包入住”。

　　“标准海”的开发，有助于降低养殖民企的入局门槛。过去，企业想进入深海养殖领域，需要自己“开荒”缺乏标准、规范和专业的运营模式。阳江海纳水产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华健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一些企业甚至因缺乏经验，在选址、用海、环评、养殖辅助船的马力指标申请、养殖许可、陆基配套等环节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几年都拿不到审批。而现在，政府以平台化方式集中做“前期功课”，大大压缩项目启动时间。

　　摆脱“靠天吃饭”

　　杨华健从2011年便开始在阳江探索深海网箱养殖，14年来，他所在的阳江海纳水产有限公司业务覆盖深海养殖的整个供应链，摸索出一套适应南海海洋牧场养殖模式。最高时，年产优质海水鱼达5000多吨，年产值超1亿元。

　　“目前，近海养殖已经培育了成熟的产业链，涵盖苗种、饲料、动保药品、流通等，南海深远海养殖具备了产业化的基本要素。”杨华健说。但想从近海走向深远海，海况等自然条件恶劣，人员也难招，其中最大的变数是台风。

　　因此，对标挪威等海洋强国并不现实——挪威位于高纬度，大多数是峡湾养殖，海况相对稳定，不会出现台风。但据统计，西北太平洋及南海每年约生成26个台风，其中一半左右影响我国沿海，大约7个会登陆我国。7月下旬，今年第6号台风“韦帕”两次登陆广东，杨华健“只能直面和硬扛”。

　　在杨华健看来，目前尤其是南海地区，深远海养殖仍缺乏一种自动化信息化程度高、环境友好可持续、养殖相对安全，又可以实现大规模产出的生产方式。

　　目前，各地正尝试不同的解决方案。比如湛江在研发抗风浪装备，联合海工企业，开发“恒燚1号”等养殖平台，设计抗风浪等级高达17级。2024年以来，投入了5种型号的大型养殖平台和160多套HDPE网箱，从原来的10米等深线海域推向25米等深线海域投放养殖试验。

　　相比之下，杨华健坦言，一般养殖户更愿意选择性价比更高的HDPE重力式网箱。一套造价约50万元，可抵御12级台风，尽管水体仅6000立方米，但价格仅为传统桁架网箱的十分之一。“你买十个也才500万元，不用几十米深，成本更可控。”但挑战在于，当前使用的HDPE网箱，最多抵御五年一遇的台风，面对更极端的天气状况仍无力招架。实际上，桁架式网箱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网箱虽不会出问题，但不能保证网不破鱼不死。

　　杨华健坦言，现在海水鱼价格高，只要能挺过小台风，利润空间还在。但极端天气一来，“四年赚的钱，一次全打回解放前”。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股份”)总工程师林鸣表示，深远海养殖的核心问题，是安全。他提出的新构想，是建设大规模海上防护设施，围成10—20平方公里的“遮掩水域”，形成固定养殖基地。这意味着，抗风浪的安全性提高，海域的养殖密度集中、资源利用率提升，更易形成高效、低成本的运维体系，也可以结合风电等模式推动绿色养殖。

　　相比华南，北方深远海养殖面临的挑战不是台风，而是高温难熬的夏天。

　　虹鳟适宜水温在22℃以下，一旦超过24℃就可能大规模死亡。在烟台，经海渔业目前只能采用“陆海接力”方式：先在陆地淡水中育苗，待苗种长到一定规格，再投放到深远海网箱养殖。但受制于海水温度，每年只能在海里养殖9—10个月，7月前后必须全部起捕。对企业来说，为了保证出鱼时的规格，要购买更大的苗种，推高了成本。

　　近年来，董双林团队研究，可以在长岛附近的海域建几公里长的“水下墙”，将深层冷水引导至表层，形成“人工上升流”，降低夏季水温，“就差两度，鱼就能活过夏天”。这一设想仍在可行性研究阶段。

　　他目前也在与相关企业讨论一个过渡期的方案：建造一种可在近岸海域养殖三文鱼的装置，夏天可抽底层凉水帮助三文鱼熬过高温两个月，其他时间采用普通桁架式网箱方式养殖三文鱼。

　　在董双林看来，当前这些模式探索的核心目标，是实现鲑鳟鱼的全年养殖，降低企业购买大规格苗种的成本，同时掌握议价权，否则目前这些海水鲑鳟鱼的养殖只能算是“商业活动”，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产业”。

　　更重要的是，国内有八十多万人从事近海养殖，向深远海养殖过渡，多是依靠高自动化、无人化的设备来替代，势必会带来就业冲击。像长岛这样的探索，可以通过海水养殖、加工生产和当地的旅游联动，实现三产融合，为渔民转型和就业创造空间。

　　董双林提到，深远海养殖还有一个绕不开的挑战：虽然远离近海能够减少海域污染，但目前深远海的养殖，在运输环节仍大量依赖柴油，很难称得上“绿色低碳”，未来需要通过集约化、智能化、绿色的新装置，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从长远看，这些探索的最终目标，不是单纯养好一条鱼，而是要养殖真正让普通人买得起、吃得上的深远海养殖三文鱼，让三文鱼成为“蓝色粮仓”的“主粮”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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