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国际义士，如何体现中国“得道多助”？|四川丰满妇女毛片四川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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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正义之战，亦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无数国际义士跨越国界，怀揣着对和平与正义的向往，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
“国际义士在舆论、医疗、后勤、难民救助等诸多战线的倾心付出，凝聚起中国人民‘得道多助’的磅礴伟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鲜活的历史样本与实践经验。”在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上海市档案馆整理编目部研究人员刘伟表示，在那段烽火岁月中，这些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义士生动诠释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深刻哲理。
笔锋破晓：舆论阵地上的真相传播者
在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抗战决心鲜为外界所知。而国际记者们以笔为刃，冲破层层阻碍，将真相传递给世界。
埃德加 斯诺是第一个访问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外国记者。1936年，经宋庆龄引荐，斯诺深入陕北，采访了毛泽东等红军领袖。同年11月，他对毛泽东的采访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连载，并首次配发了毛泽东头戴红星八角帽的真实照片。毛泽东在采访中呼吁国共共同抗日的决心，让世界首次窥见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
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在英国出版，首次向全世界系统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相。1938年2月，胡愈之自设“复社”，将该书以《西行漫记》为名在上海出版中文全译本。这部作品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垄断，鼓舞了成千上万进步青年投身革命，也让世界了解到中国抗战的正义内核。
1928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以美国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她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1937年3月，史沫特莱与毛泽东围绕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展开谈话，形成《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小册子。谈话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中国抗战与国际援助等内容。毛泽东将记录稿寄给斯诺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希望传播抗战主张，该谈话最终发表在《新中华报》上，成为中共突破封锁、争取国际理解的重要窗口。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出生于波兰，年幼时随父母来到中国。1937年至1938年间，他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在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采访，写下大量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文章。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他辗转到香港，加入保卫中国同盟，负责编辑《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致力于打破日本对中国的新闻封锁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6月，他的战地报告《突破封锁进入中国》发表，记录了从广东海岸线进入内地时日军的轰炸、红十字会医疗物资运送情况，披露了日本法西斯在广东的暴行。
根据爱泼斯坦的战地报告记载，广州沦陷后，大部分靠人力运输的货物和旅客仍通过中国自己的海岸进出，并非如外界所想依赖国际航线。“这份报告对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援助意义重大，也让国际社会更客观地认识到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刘伟说。
后勤为盾：从医疗支援到物资补给的跨国保障
战争的残酷使得医疗救助成为关乎抗战存续的生命线，国际医者们带着医术与良知，为中国军民筑起一道跨越国界的生命防线。
美籍黎巴嫩人马海德，拥有医学博士学位，1933年来到上海，在宋庆龄的影响下投身革命活动。他将自己的诊所提供给中共地下党作为联络、开会的场所。
1936年，宋庆龄接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来信，希望介绍一名外国记者和医生前往苏区考察，在她的帮助下，马海德同斯诺一起奔赴苏区。到陕北后，他成为红军的卫生部顾问。1937年2月，马海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成立后，马海德通过向该同盟报告陕甘宁边区情况，向海外呼吁、争取急需的医疗器材和药品，大大缓解了边区军民缺医少药的困难。“对外，马海德积极呼吁争取医疗资源；对内，他全力救死扶伤，用行动印证了‘救死扶伤’不分国界，正义的事业总能感召医者的仁心。”刘伟说。
抗战的持久进行，离不开物资的持续补给，国际义士们凭借智慧与勇气，为中国抗战搭建起坚实的后勤保障网。
1927年，新西兰友人路易 艾黎来到上海，在工部局任职，后在工部局工业科担任一定职务。1933年他结识宋庆龄，1934年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与上海的中共党员、民主人士有广泛接触。
刘伟介绍，路易·艾黎在愚园路的住所为中共地下工作和工农红军提供了重要帮助，还利用工部局拨给他的专车，多次替上海地下党运送材料、转移革命同志。
抗战爆发后，中国工业遭到严重破坏，大批难民流离失所。1938年，艾黎与斯诺夫妇等中外友人发起“工合”运动，制定在非敌占区建立工业合作社的计划，建立起3000多个工业合作社，吸纳30多万社员开展军需民用生产。这些合作社在生产自救的同时，为抗战前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提供物资，筑起一道坚固的“经济抗战防线”，成为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的独特经济力量。
“工合”运动为何能在战时发挥巨大作用？刘伟表示，原因在于艾黎提出的合作社规模小，无需大笔投资，适合战时国家财政紧张的现状，且无需大型机械设备，可因地制宜用简陋工具就地取材开工生产。“这种小型生产单位隐蔽于民居中，可避免成为日军飞机轰炸目标，且易于搬迁，化聚为散，敌人难以集中破坏，非常适合战争环境。”刘伟说。
1940年代，路易·艾黎创办培黎学校，以“为黎明而培训”为宗旨，倡导“手脑并用、创造分析”，为中国“工合”运动培养了大量专业技术人才。
在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上，德国友人王安娜书写了属于她的传奇。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1936年随夫来华。全面抗战爆发后，她成为“保盟”重要成员。受宋庆龄、周恩来委托，王安娜承担起将香港援华物资运往华北、华中的艰巨任务。面对日军的水路封锁，她凭借德国人的身份与流利的法语，开辟了从越南到中国内地的陆路通道。
仁爱庇护：“安全区”里的守望相助
战争中，平民往往是最脆弱的群体。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这场百万人级别的大战使得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时任上海国际救济会、国际红十字会要职的法国人饶家驹，凭借精通多门语言的优势与过人的人格魅力，奔走斡旋，在南市划出难民安全区。
刘伟介绍，饶家驹建立的南市安全区南面以方浜路(现方浜中路)为界，东西北三面以民国路(现人民路)为界，分为9个区域，由难民自选区长自我管理。从1937年11月到1940年6月，这里先后设立130多个收容所，庇护30余万难民，不仅每日发放粮食、冬季分发棉衣，还建立了人民医院、产妇医院、儿童医院，甚至组织难民保安团维持秩序。
南市难民区不仅开创了战时平民保护的“上海模式”，还为《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提供了宝贵范例。刘伟表示，在创办上海南市难民区后，饶家驹又将目光投向中国内陆地区，积极参与其他地区的难民救助，战时平民保护的“上海模式”相继在南京、汉口、广州等地复制、推广。
作者：李姝徵 周孙榆
编辑：梁静
审校：魏园
责编：宋方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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