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发典型案例：金店老板配合电诈人员转移赃款获刑|亚洲精品一区二区三区新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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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北京8月25日电(记者 高萌)金店老板明知大额购买金饰的买主可疑，却为牟利继续与犯罪分子做生意；三名被告人准备多张银行卡接收电诈分子的资金，通过网络平台和虚拟货币帮对方转移资金……这些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应如何处置？

　　8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发布了6个相关典型案例。《解释》自8月26日起施行。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实践中案件数量最大的洗钱类犯罪，也是与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密切关联的下游犯罪。2020年至2024年，检察机关起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23.02万件，人民法院审结一审案件22.09万件，有效震慑和遏制了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上游犯罪，有力推进了反洗钱工作。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犯罪形势的变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法律适用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本次发布的《解释》共12条，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内容：

　　一是严密刑事法网。《解释》针对实践中犯罪手段不断翻新甚至隐形变异的形势，明确刑法第312条规定的犯罪方法包括“任何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手段”，指导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各种类型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让犯罪分子无处遁逃。

　　二是严格认定“明知”。根据法律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以“明知是犯罪所得”为前提。《解释》针对实践中对这一主观要件把握不准、存在拔高认定的情况，修改完善明知的审查判断规则，强调严格依法认定明知、慎用推定。司法机关在审查涉银行卡的帮助行为是否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时，要严格按照证据裁判原则认定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防止不当扩大刑事打击面。

　　三是明确入罪标准。《解释》在入罪方面继续采用综合性认定标准，是服务我国反洗钱工作大局，依法惩治洗钱类犯罪的现实需要，也是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统筹做好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行刑衔接的重要举措。《解释》规定应当从上下游关系、主观恶性、行为手段、涉案金额、犯罪后果等方面综合判断行为社会危害性，更加精准打击犯罪。对数额较小但与上游犯罪关联紧密、情节恶劣、实际危害较大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可以定罪处罚；对数额较大但因与上游犯罪关联松散、情节轻微、实际危害较小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也可以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

　　四是优化加重处罚标准。《解释》对“情节严重”的认定即加重处罚标准作了进一步优化，根据上游犯罪类型，区分非法采矿罪等定罪量刑标准相对较高的犯罪和其他犯罪，分别设置了五百万元和五十万元的数额标准，规定同时满足数额标准和具备一定情节的，可以适用加重处罚幅度量刑，这既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又有利于最大程度地追赃挽损，弥补人民群众财产损失。

　　五是增加从宽处罚情形。在第四条从轻处罚条款中增加一项“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追查上游犯罪起较大作用的”。专门针对行为人积极配合追查上游犯罪，但尚不构成立功的情形，鼓励行为人积极配合追赃挽损，努力挽回人民群众财产损失，争取获得从轻处罚。

　　此外，“两高”还发布了6个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两个案例都与电信网络诈骗相关。

　　案例一中，被告人安某某等三人通过OKEX等网络交易平台将他人犯罪所得用于购买虚拟货币，再以虚拟货币形式实现资金快速转移，帮助犯罪分子转移大量资金，并逃避公安机关追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安某某、陈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判处被告人郭某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方面介绍，针对实践中掩饰、隐瞒犯罪手法的不断翻新，《解释》明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方法”，包括任何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手段。对于司法实践中越来越专业、隐蔽的资金转移行为，司法机关要透过资金流转的表象，准确识别各类迷惑性强的犯罪手段，精准打击犯罪。

　　案例二中，被告人詹某某系广东省饶平县鑫某福珠宝店店主，店员向其汇报有人大额购买黄金首饰的行为明显异常，可疑人员报一个购金总金额，由店员确定购买黄金首饰的数量，对款式在所不问，付款时一边与他人手机交流，一边按对方指示换用多张银行卡分散刷卡支付。但是，詹某某出于牟利目的，指使店员继续向可疑人员出售黄金首饰。其还与可疑人员建立手机联系，并在2022年2月被公安机关明确告知他人购金款涉诈后仍继续交易。2022年3月至4月，詹某某配合可疑人员完成交易，收到购金款共计600余万元，已查明均系电信诈骗犯罪所得，涉及91名诈骗被害人。至本案二审判决时，扣押在案的赃款及黄金首饰折合人民币500余万元，上游犯罪被害人的绝大部分损失得以挽回。

　　饶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詹某某明知他人利用大额黄金交易方式转移犯罪所得，仍配合交易，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系情节严重。根据其犯罪行为及积极协助追赃挽损等情节，认定被告人詹某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宣判后，詹某某提出上诉，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方面介绍，《反洗钱法》明确规定从事规定金额以上贵金属、宝石现货交易的交易商属于“特定非金融机构”，必须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大额交易报告、可疑交易上报等义务。对此，司法工作人员要根据交易异常性、相关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及辩解等证据综合审查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是犯罪所得，依法惩治利用黄金交易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