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梁燕：戏曲何以成为“中国故事”的载体？|97人妻精品一区二区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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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香港11月21日电 题：戏曲何以成为“中国故事”的载体？

　　——专访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教授梁燕

　　中新社记者 韩星童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教授梁燕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便是“戏迷”。从爱看戏，到进入大学后在“北国剧社”尝试编戏、导戏，再到如今研究戏曲、推动戏曲海外传播，梁燕与中国戏曲结伴走过半生。

　　近日，梁燕在香港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中国戏曲中蕴含的审美内涵和精神理念，使其成为向外讲述“中国故事”的优秀载体。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从古至今，戏曲何以成为“中国故事”的载体？

　　梁燕：中国戏曲是一种综合艺术。从内容上看，它讲述从古至今的世事沧桑、人情冷暖，既写普通人的生活，也写帝王将相的故事；从形式上看，则集中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元素。

　　中国戏曲从宋元明清这一路走来，从形式到内容、再到美学内涵，都积淀了很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特质。它作为“中国故事”，去表达中国的精神、中国的韵味、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审美是再合适不过的。

　　中新社记者：早期西方对中国戏曲的理解经历了哪些“误读”？这些“他者视角”对我们今天讲述“中国故事”有何启示？

　　梁燕：中国戏曲的对外传播，最初是从传教士的记录开始的，后来西方汉学家们看到这些剧本，进行了翻译、介绍和研究，从中了解中国的风俗、文化、制度和思想道德。到了20世纪，梅兰芳等一批优秀表演艺术家主动赴海外演出，赢得了国际声誉；改革开放后，此类演出交流更是呈现井喷式增长。可以说，中国戏曲的对外传播，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

　　在这一历程中，外国观众对中国戏曲的态度转变非常大。最早他们不理解，甚至认为中国戏曲很奇怪。曾有人评价说，一个法官似的演员在舞台上像疯子一样走来走去(即“跑圆场”)，他的靴子是先落脚跟，再到脚掌，最后才是脚尖(即“亮底靴”)。实际上，这些动作在戏曲中都有特定含义，比如“跑圆场”代表长时间行走；“亮底靴”则是表现生角、净角的精神气质和心态。

　　到今天，中国戏曲对外传播，吸引了很多外国观众，他们发自内心地喜欢中国文化，甚至有留学生出于对中国戏曲的热爱，专门来中国学习表演。

　　日、法、美等国学者对中国戏曲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比如法国一位学者认为，京剧老生行当的兴盛，是当时中国社会呼唤阳刚之气所致。大众开始偏爱威武刚健的男性，程长庚、谭鑫培等老生名家扮演的忠臣良将，代表了一种可以把控现实、主宰命运的英雄。这种见地很有深度，也很有意思。所以有时外国学者提供给我们一些“他者”的观察角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我们的研究。

　　中新社记者：在跨文化传播中，中国戏曲如何在“被观看”中实现自我表达？

　　梁燕：以前在西方学者的观念里，中国没有悲剧，全是喜剧或闹剧。这其实是用西方的观念和标准来厘定中国戏曲。后来经过海外汉学家和中国学者的深入研究，大家逐渐认同，中国戏曲自有一套美学体系。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一书中就掷地有声地写道：《赵氏孤儿》《窦娥冤》等中国戏曲名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我的老师、戏曲理论家苏国荣先生也曾说，中国戏曲有自己的审美特点，是悲喜交互、苦乐交错的。

　　中华民族历史漫长，始终保有一种乐观精神，给悲苦平添一抹亮色。体现到文艺作品中，即“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观众在心理上也能得到一定满足。这一点与我们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审美标准有关。

　　中新社记者：从海外视角看，中国戏曲的“美学精神”如何被理解？中国学者又应如何更自信地对外表达？

　　梁燕：中国戏曲和中国书法、绘画、音乐一样，都讲求天人合一、师法自然。

　　比如京剧的发声，曾有外国留学生问我，为什么中国戏曲中女性声音那么尖锐？这其实模仿的是一种鸟鸣。老生的声乐艺术是一种长歌当哭般的声韵，近似猿啼的悲凉之音；花脸的发声很雄浑、很豪放，模仿的是虎啸。这些声乐艺术从大自然中汲取营养，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风貌和中国人的智慧。

　　在对外传播时，我们应当借由一个个完整的故事，向外国观众展现中国人的精神内核。

　　前些年，我在一场面向拉丁美洲观众的讲座中，讲了《霸王别姬》的故事。我说，这个女人的丈夫是个英雄，但由于他自身弱点失败了，被对手包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妻子非常镇定地给他斟酒、劝慰他，并为他歌舞一回，在最后一刻为鼓励他突出重围、没有后顾之忧而拔剑自刎。翻译过后，台下掌声雷动。我没有讲“垓下之围”“四面楚歌”，我讲的是爱、忠贞、牺牲、复仇这些人类共通的情感。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我想我们应当用一些共通的“语言”将一个民族最正面的、最有价值的、最打动人心的文化内核传达出来。

　　中新社记者：香港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汇的重要窗口，您如何看待香港在推动中国戏曲国际传播中的独特作用？

　　梁燕：香港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珍视和守候，特别令人感动。不仅是戏曲，还有电视、电影中，都保留着不少传统文化元素。

　　香港在推动中国戏曲国际传播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是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开放、包容，又坚守传统。香港将本地文化、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都结合得很好，并在近几年不断探索，完善文化艺术配套，展现出无限的发展潜力。

　　中新社记者：您对中国戏曲的兴趣是从何时开始的？如今您在北外，带领年轻学者推动中国戏曲对外传播研究，有何成果？

　　梁燕：我是个“老北京”，从小受家庭影响喜欢看戏，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我就选修了黄会林老师的戏剧课。当年田汉创办了“南国社”，我们就成立“北国剧社”，创作青春校园剧。当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夏淳导演来给我们讲如何创作现实主义戏剧、著名演员吕中老师教我们如何气运丹田地练习声音，我们获得了很多戏剧知识。所以我的戏剧启蒙是在大学时代，之后我的爱好就成了我的专业。

　　2010年，我被北外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到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十几年来，我在海外汉学研究基础上，专注于戏剧戏曲学与外国语言文学的学科交叉研究。我最欣慰的是，在北外这块外语的土地上，播种了许多戏曲的种子，把这些“小苗”培育成各个语种里戏曲跨文化研究的先行者，推动中国戏曲在各个国家的传播。(完)

　　受访者简介：

　　梁燕，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主编，国际文化交流学术联盟常务理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及北外“双一流”项目多项，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论著、编著、译著多部，2013年主编《齐如山文集》(11卷)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