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张春彦：中法对话晋祠保护，东西方智慧如何共护文化遗产？|欧美裸体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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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天津11月5日电 题：中法对话晋祠保护，东西方智慧如何共护文化遗产？

　　——专访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春彦

　　中新社记者 孙玲玲

　　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护文化遗产？近期，一份聚焦文化遗产与周边环境系统性保护的《晋祠建议书》在太原发布，该文件是中法专家在天津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晋祠文物建筑与周边环境系统性保护·中法学术交流工作坊”上达成的共识。

　　中法专家围绕晋祠保护展开对话，旨在以东方整体思维为基，融汇国际经验，推动制度、技术与公众协同，让文化遗产成为连接古今的“活态生命体”。中新社“东西问”就此专访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党委书记张春彦，探讨东西方智慧共护文化遗产之路。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晋祠保护理念的交流中，中法专家提出的最具启发性的共识是什么？

　　张春彦：中法专家认为，文化遗产作为人与自然长期互动的集体记忆，必须进行整体性和系统性保护。这一共识突破了传统文物保护中“重单体、轻环境”的局限，将保护范畴拓展至与文化遗产相关的自然景观、人文环境及社会空间结构。双方预计，未来中法都将更为重视大尺度区域性遗产的保护，推动规划方式朝着研究式、协同化方向转变。

　　中新社记者：法国在文化遗产与周边环境整体性保护方面有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张春彦：法国通过《风景名胜地保护法》《欧洲风景公约》等法律法规，构建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政策体系，以保障各级政府及部门在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协同合作。法国在法律条文的制定方面，明确地标注出本法规与其他相关法规之间的衔接关系，有效避免了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管理冲突。

　　在法国，大尺度规划的时间跨度常达数十年，并通过工作坊、公众论坛等开辟公共讨论的渠道。如此，规划就不再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的过程，而成为整个社会都能参与其中的动态进程。这种具备长期性、整体性的规划机制，对中国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新社记者：中国传统文物保护智慧如何与西方现代保护理念形成互补？

　　张春彦：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自然文化整体观，其理念渗透于风水选址、方志编纂等多个领域。例如，古代城邑选址注重“依山傍水”，建筑布局讲究“负阴抱阳”，既满足生产生活需求，也融入精神信仰和审美追求。这种整体性思维在魏晋时期尤为显著。宗炳的“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谢灵运的“情用赏为美”等观点深刻体现了人与环境交融的哲思与审美。

　　魏晋文人将山、水、植物、建筑视为有机整体，追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这种理念影响了后世园林艺术，如无锡寄畅园、北京颐和园等，均强调人工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方志编纂(如《华阳国志》)和地理文献(如《水经注》)开始系统记录地方风物，奠定了文化遗产与自然环境一体认知的学术传统。

　　西方现代保护理念最初侧重于单体建筑的修复，直到20世纪后期才逐渐提出文化景观、历史环境等概念。如今，西方更强调自然与文化的融合，而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正为其提供新思路。例如，中国的风水理论被西方学者重新解读为一种古老的“生态规划学”，其关于环境适应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智慧，与现代生态保护理念不谋而合。另一方面，西方在遗产监测、材料技术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也可为中国提供支持。二者互补，有望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全球保护实践。

　　中新社记者：《晋祠建议书》将对中国未来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产生怎样的影响？

　　张春彦：《晋祠建议书》的核心价值在于推动中国遗产保护从对文化遗产本体的“单一保护”走向对文化遗产与周边环境的“系统保护”。在理念层面，它倡导自然与文化双重属性的整合，帮助从业者树立整体保护意识。在实践层面，它强调前期研究、多学科协作和公众参与，避免保护工作沦为“某一部门单方决策的产物”。此外，《晋祠建议书》还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了文化引领，有助于破解当前部门职责重叠、规划缺乏衔接等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提出通过教育、志愿者活动等方式引导年轻人参与，为遗产保护注入长效活力。

　　中新社记者：中法即将开展的三年合作研究，重点聚焦哪些关键问题？

　　张春彦：一是探索适合中国的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机制，尤其是如何协调部门利益、明确权责分工，避免“多头管理”导致的保护碎片化；二是研究如何将法国生态和文化多样性保护、公众参与等理念在中国项目中落地，例如在晋祠实践中引入适应性管理技术；三是推动“研究式保护”模式，通过跨学科团队和社区工作坊，形成可持续的保护路径。

　　中新社记者：在文化景观保护方面，中国可为国际上提供哪些智慧与方法？

　　张春彦：中国的独特优势在于其延续数千年的整体性文化思维与实践传统。

　　其一，“建筑—人—环境”一体的整体环境观。以风水学说(堪舆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景观规划理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城邑选址、建筑布局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融合社会伦理的适应性技术体系。例如，“风水林”不仅是承载社会文化功能的景观要素，更是调节气候、保持水土的生态屏障。

　　其二，方志传统与系统文字记录。中国从汉魏以来持续编纂地方志，综合记载地理、古迹、民俗等信息，与西方“空间—政治—经济”的理性描述相比，中国方志更重视自然环境与文化遗产的共生记录，形成了“山川—人文”一体的整体认知体系，为文化景观保护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空间参照。

　　其三，自然审美与艺术生活的融合。从敦煌壁画中延续千年的山水背景到文人园林的“咫尺山林”，自然审美渗透到宗教、政治以及日常世俗生活的各个层面，使文化景观成为中国全社会共同参与和创造的鲜活实践而非单一文化的产品。

　　未来，中国可通过提炼这些传统智慧，形成基于本土文化认知的保护方法论，如“文化景观系统性保护”等，为全球遗产保护提供东方方案。

　　中新社记者：公众应如何更好地参与文化遗产及其周边环境的系统性保护？

　　张春彦：公众需深入理解在地文化传统，避免碎片化认知。例如，理解晋祠不仅是古建筑群，更是晋水文化、祭祀传统、地方社会的整体体现。其次，年轻人应增强法律意识和生态伦理观念，认识到保护自然与文化是不可推卸的时代责任。公众可通过加入志愿者组织、参与保护工作坊、支持可持续旅游等方式贡献力量。更重要的是，在地社区应成为保护的主体，通过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等形式，将传统智慧转化为现代规则，让文化遗产在当代生活中焕发新生。(完)

　　受访者简介：

　　　张春彦，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党委书记，文物建筑测绘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天津大学)主任，《古建园林技术》杂志副主编，全国风景园林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文化景观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历史与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共发表70余篇学术论文，翻译出版专著3部；主持项目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