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霍巍：中国西藏考古，如何从“追赶”到“引领”？|欧美日韩国产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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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成都11月17日电 题：中国西藏考古，如何从“追赶”到“引领”？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崔白露

　　西方学者曾在百年前叩开了西藏考古的大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人自己的西藏考古得以充分展开，经过几代中国考古工作者不懈努力，西藏考古取得一系列重大发现和成果，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西藏考古如何发端，又经历了怎样的阶段性变迁？中国考古学界如何逐步构建起西藏考古的学术体系与研究图谱，实现从“追赶者”到“引领者”的转变？西藏考古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霍巍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如何发端？有哪些西方学者或探险家曾涉足相关考察与研究？这些早期探索存在哪些时代局限？

　　霍巍：西藏考古是一门国际显学。早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前，西方考古学者或是探险家，就曾进入西藏开展相关工作。

　　但这些考古工作大部分是地面采集、地面寻访，很少进行发掘。这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要属意大利学者朱塞佩·杜齐(Giuseppe Tucci，又译作图奇)。他虽然在西藏的佛教艺术研究、遗址考察方面作出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他所开展的考古工作仍主要局限在地表采集，还比较零散，不成系统。

　　中新社记者：中国考古学界如何逐步构建起西藏考古的学术体系与研究图谱，实现从“追赶者”到“引领者”的转变？

　　霍巍：1950年以后，中国多民族考古工作者接手西藏考古，开辟了西藏考古新天地。尤其是以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广泛的地下发掘阶段，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例如，卡若遗址涉及西藏早期农作物的起源、栽培问题，以及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的问题，都可以从考古发掘中找到重要的物证。

　　过去，西方学者在西藏的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三个领域少有涉猎。尽管仍缺乏科学的考古材料，还有待进一步发掘，但新中国培养的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在这三个领域均取得了长足进步。从此，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从西方学者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对于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几乎无解。而近年来，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

　　距今5000年前左右，西藏已经有了卡若遗址、昌果沟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的农业聚落，当时的人学会了种植小米，并引进了青稞。

　　公元7世纪的吐蕃时期，一条东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被打通。文献曾记载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出使印度的事迹，但多年来，东西方学者都没能在中印边境找到王玄策出使印度的可靠证据。

　　1990年，由我带领的一支调查队在今天中尼边境发现了《大唐天竺使出铭》。这通碑刻记载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通过山口时遭遇山洪并在此抢修栈道的往事。当时王玄策所带领的使团中，有一位造诣很深的书法家，书写了这通碑刻，再由工匠雕刻完成。

　　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一百多年。这块石碑引发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是20世纪在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重大的考古发现。

　　这也证明了中国考古学者可以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取得一系列突出成果，这些标志性的考古发现有怎样的价值？

　　霍巍：从人类生命基因上讲，西藏考古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何能适应高原的分子人类学依据。如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人类要具备怎样的体质特征，才能抗高寒缺氧。

　　从文化特征上讲，西藏考古展示出高原上的人们如何通过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思想、文字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塑造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从中，我们能看到西藏文化和中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

　　人们常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答案是，西藏文化的底色就在东亚文化圈、汉文化圈，是在汉文化圈里形成的西藏文化的底色，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样去认识西藏考古，认识西藏文化，才能对今天西藏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一个部分，得出一个正确认识。

　　更重要的是，西藏考古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一直到历史各个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群的整体发展趋势与内地紧密相连。

　　西藏的发展趋势有强烈的向心力，而内地对西藏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这种向心力与吸引力，让西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霍巍：童恩正教授曾预测：“在这一片被某些人视为荒漠的高原之上，是埋藏着可贵的古代宝藏的。这些宝藏在科学上的重大意义，有些在我们现有的认识水平上还难以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提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开创“二重证据法”，特别强调了地下出土材料的重要性。冯汉骥、徐中舒等老一辈川大考古学者将考古学与民族学、民族史、民俗学等领域研究结合起来，将“二重证据法”发展成多重证据法。

　　西藏考古涉及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生物分子学等方方面面，只有跨学科综合运用的多重证据，才能更好理解人类如何踏上高原，适应高原，并创造自己独特的文化。

　　比如，关于农作物在青藏高原的培植和运用，文字记载非常少。而在综合考古中引入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等多学科的合作，便更有利于知道粟米、大麦、小麦是从何时、如何被引入青藏高原并成为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也更有利于知道青藏高原的通道如何将丝绸之路和高原丝绸之路连成一个整体，从而实现物种和文化的传播。

　　当然，将来我们还会拓展一些新的手段和方法，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例如将分子生物学用于植物的研究，通过动物考古学对动物驯养提出新的证据，这些可以说都是对“二重证据法”的丰富和发展。

　　目前，四川大学在西藏的考古工作，也正在运用这些新的方法和手段。最近，四川大学还提出不仅要在西藏进行考古研究，还要对整个西藏的地理、地貌、生态、气候开展综合研究。青藏高原对于整个亚洲的人类社会有着特殊影响，亚洲多条大江大河均发源于此，其对于孕育中华文明和南亚、东南亚文明都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将来，应从一个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认识青藏高原，造福人类社会。(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长期从事中国考古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汉唐考古、西南考古、西藏考古、文物学与艺术史、中外文化交流等。出版《史前至唐代高原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青藏高原考古研究》《考古发现与西藏文明史·第一卷：史前时代》《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西藏西部佛教文明》《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等学术专著，在中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